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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：2025-04-27 点此：871次
夜幕降临前的凉快时分，山西运城的市民喜爱在城南的湖水边漫步。远处山气氤氲，湖上空蒙一片，模糊传来咸湿气味。湖水与岸边联接处，结晶体漂浮在水面。这是一片一望无垠的盐湖，有“我国死海”之称。
运城盐湖，便是史书中出镜率适当高的河东盐池。
在盐税占有财政收入重头的封建时代，河东盐池的盐税曾独占唐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。明代晋商鼓起，也因这片盐池。民国初年，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定总数2500万英镑的善后告贷合同，盐税是重要担保条件之一，随后，运城盐池95％税款流入五国银行团。直到20世纪90时代，运城仍是我国最大的无机盐工业基地。
现在在惊涛骇浪的湖区，现已不可思议从前的风云激荡。4年前，盐湖中止产盐，回身成为生态湖，运城盐湖的制盐史就此完结。这段前史长达四五千年，简直贯穿中华文明史。
古代先民盐池采盐模仿场景。坐落运城的河东池盐博物馆，通过介绍盐池构成、盐业展开变迁等内容，会集展示盐文明展开进程。拍摄/本刊记者 张云
“从夏商周三代王朝直至北宋，我国的政治、文明中心首要迟疑于豫陕晋河谷平原地址的大华夏区域。华夏文明的构成与生长，除了河谷平原广袤膏壤利于展开农业、山林川泽便于渔猎收集，以运城盐湖为主所供应的盐业之利，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。”首都师范大学教授、考古学者戴向明说。
探寻华夏文明的源头，要回到这片盐池。
盐与铜
今日，盐湖边最具古意的景象，是湖岸几十米开外一些断续的土堆。土堆底部显露规整的砖墙，顶部已长满杂树。这是明朝修建的禁墙，环池120里，为避免私家采盐。禁墙的修建，最早可追溯至唐朝。
运城因采盐而生，古称盐氏、监盐城、司盐城。现在的这个“运”字，元朝时取自“运司”，便是将盐运往各地的意思。
2024年5月末，运城盐湖边展示着盐块。接连开采了数千年的河东盐池现已中止采盐。拍摄/本刊记者 倪伟
戴向明说，与河东池盐有关的记载，最早见于西周铜器铭文。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西周霸伯簋上，刻着铭文“惟十又一月，井叔来盐，蔑霸伯历”，记载井叔来霸国经办盐事，标明西周王室对盐池的注重。而王朝对盐业的操控由来已久，甲骨卜辞中，便记载过商王室建立的治盐官员“卤小臣”。
“现在来看，仰韶时代庙底沟文明时期，盐池就开端有明晰运用的依据。到了陶寺文明时期更不用说了，陶寺人往南展开也跟盐池有关。”我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山西工作队队长高江涛说。由此判别，盐池的运用史至少已有四五千年。
在间隔盐池几十公里的夏县，考古人员也发现了盐。那座古城，或许就与盐有关。
在一片麦田里，考古开掘揭显露40多座圆形房子基址，直径长达10多米。那是20世纪70时代的发现，其功用一贯议论纷纷。直到近年，有考古学者在实验室剖析了修建基址的土样，发现钠离子、钙离子、氯离子、硫酸根离子浓度很高，与现代盐池地表土壤样品剖析成果根本共同。一个定论显现出来：这些圆形修建或许是商朝的盐仓。
这些修建坐落夏县东下冯遗址，是晋南一处闻名遗址。关于圆形修建的功用，也有另一种说法。依据测算，这些圆仓假如存满盐，总量可达1.2万吨。其时是否需求如此多的盐，生产规划能否抵达这么大？2019年，在河南偃师商城，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形制简直如出一辙的圆仓，总数可达100座，功用是国家粮仓。
“所以也或许是粮仓，也有或许储盐，都是估测，还需求进一步的依据。”东下冯遗址考古开掘项目负责人、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崔俊俊对《我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2020年开端，沉寂了40多年的东下冯遗址重启开掘，旨在更明晰地揭穿遗址相貌，继而根究晋南与夏商王朝的联络，乃至夏商政权替换等问题。上一年，这里有一项严重发现：多达三四千块铜矿石和炼渣沉睡在泥土里。那是夏朝晚期的遗存，人们现已在此垒灶建炉，焚火炼铜。东下冯坐落中条山山脚下，中条山正是一座富含铜矿的山脉，当地至今仍有冶金企业。
2023年，夏县东下冯遗址开掘出土的铜炼渣，证明此地在夏朝时代晚期具有炼铜功用。供图/山西省考古研究院
在东下冯人日子的时代，不远处的洛阳盆地里，二里头王朝正在兴起。二里头遗址遍及被以为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晚期国都。晋南和豫西间隔不远，中条山的铜矿和河东盐池的盐，是保持王朝操控的战略资源，东下冯极有或许是夏商王朝操控资源的桥头堡。
崔俊俊以为，商王朝对东下冯的操控非常显着，比方东下冯与商都有简直相同的日用器物，根本能够说是商王朝在西北方向的属地。而夏王朝与东下冯或许是此消彼长的联络，时而结盟，时而对立。东下冯这个夏商王朝政权中心西部的聚落，保存着夏商之变的痕迹。东下冯就像一个小切断，折射着大时代。
“关于夏朝和商朝的分界，本来都在河南讨论，从二里头到偃师商城、郑州商城等。但好像现已进入一个瓶颈，难有新的展开。”崔俊俊说，而东下冯这样的周边遗址，或许能供应新的依据。
商朝时晋南区域有多座城池。东下冯遗址、西吴壁遗址和垣曲商城是其间三个重要遗址。2018年发动开掘的西吴壁遗址，更是直接找到了夏商锻炼铜器的地址。
西吴壁冶铜遗址活泼在公元前1600余年到公元前1200余年间，对应于史书，是夏代晚期和商代前期。夏商遗存散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，适当于一个故宫巨细，与夏商特别是商代青铜工业的规划相匹配，能够视为其时一处大规划的重工业基地。
西吴壁遗址间隔中条山仅数公里，从山中铜矿炼好的铜料，便连绵不断输送到夏商的国都，在国都内的铸铜作坊，铸成将轰动后世的青铜器。现在博物馆里那些闻名的夏商青铜重器，或许就源自西吴壁人制备的铜料。
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文物。供图/国家文物局
从晋南到河南，盐和铜就像两把精巧的钥匙，撬动华夏这把锁。
“金三角”
5月底，晋南现已进入炎夏，麦子熟了，遍地金黄。本年，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正在开掘的手艺业作坊区遗址，就在麦田围住之下。被考古队雇来开掘的农人，一边挖着4000年前的陶窑，一边也在方案收麦子了。
考古队员与农人作息同步，早上7点进开掘区，正午躲过最严格的日头，漫长的午觉后，下午4点钟才干回来现场。但4点的阳光仍然毒辣，必须用草帽和长袖衫裹得结结实实。最多到6月底，就必须罢工了，等夏天曩昔。
晋南陶寺遗址，现已持续开掘了近半个世纪。这片宽广的史前遗址，曾是4000年前黄河流域最庞大、最威严的城，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，有4个故宫巨细。
2021年6月3日，在陶寺遗址宫城内的大型夯土修建基址上，工作人员用薄膜覆盖房址地上进行维护。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宫城内近8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修建基址上，发现了一处面积达540余平方米的宫室类单体修建遗址。这座大殿的东南方向还有3座面积较小的房址，有序摆放，其间一座房址地上还进行了精心“装饰”。图/新华
“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，最早进的前史舞台搬运到了晋南。晋南鼓起了陶寺文明，它适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，亦即先秦史籍中呈现的开端的‘我国’，奠定了华夏的根基。”闻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如此判别。
在襄汾，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尧的传说。古史记载“尧都平阳”，平阳便是此地旧称。
“几”字形黄河的终究一个大拐弯，切开出了3个省份。北部是山西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；西南部是陕西关中渭河平原，经渭南抵达西安；东南过河南三门峡市，可达洛阳盆地。严密相邻的运城、临汾、渭南、三门峡四市，抱团成“黄河金三角”。
时刻拨回到四五千年前，晋陕豫接壤的晋南、豫西和关中，也是一个沟通亲近、展开迅速的“金三角”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明和龙山文明展开程度很高，仰韶文明的彩陶，就发源于三门峡和晋南。能够说，这片区域在中华文明来源中具有重要含义。
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明时代，“黄河金三角”的三个方向都有兴旺的文明，如西安的半坡遗址、三门峡的庙底沟文明、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等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说，仰韶文明散布区中心的晋陕豫接壤区域及渭河流域，恰处华山（古代华山是对秦岭山脉的总称）北麓，存有丰厚的关于黄帝和炎帝的古史传说，“仰韶文明尤其是中期，与中华人文鼻祖——黄帝以及华夏民族之‘华’族的构成联络亲近”。
5000年前的中华大地上，活泼着几支高度兴旺的文明，现在被考古开掘出土的，有长江下游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、长江中游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、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等，而华夏区域其时并不杰出。直至距今4000年前后，那些老牌文明次序式微消亡，前史舞台转到了北方，晋南成为最亮眼的星系。
陶寺开掘区的土坑之下，经历丰厚的技师和高校考古专业实习生蹲在地上，用手铲刮着泥土，寻觅不同功用区之间的分界线，俗称“找边”。古代地基表里、坑里坑外，被悉数埋入地下后，仍然会显现出色彩的不同，但这需求专业的眼睛来辨认。比方队里的高级技师冯九生，干了几十年考古，他的眼睛便是尺。而真实称得上学者的，一支考古队里一般只要两三个人。
陶寺遗址2024年开掘现场，这是4000年前陶寺人烧制陶器的作坊区。拍摄/本刊记者 倪伟
高江涛肤色被晒得黑红，每年在襄汾和北京之间演出双城记，至少8个多月待在襄汾考古一线。曩昔两年，他带着考古队员，新开掘出一个600平方米左右的宫廷基址，命名为二号宫廷基址。殿内有一些圆形坑，其间一个坑内，有一只狗的头骨。另一个坑的壁上，埋着一具人骨，身边也有一具完好狗骨。“还说不清楚什么用处，或许跟祭祀有关。”高江涛说。
二号宫廷坐落陶寺宫城的宫廷区。2012年开端，陶寺遗址的开掘专心于寻觅宫城。此前几十年对陶寺遗址的知道，从中心性聚落晋级为都邑，但这个国都性质的城邦，毕竟有多大规模、宫廷在哪里、有没有城墙……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搞清楚，事关对这座城的微观知道。
方针承认，随后的勘探和开掘尽管缓慢，但提纲挈领，拼图逐步完好。考古人员承认了外城墙的规模，围合面积达280万平方米；又找到了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，以及最大的一号宫廷基址，面积达6500平方米，近乎故宫太和殿的3倍。
陶寺遗址出土文物：陶鼓（左图）、彩绘龙纹陶盘（右上图）、彩绘陶盆（右下图）。图/视觉我国
二号宫廷开掘完毕后，考古队暂时脱离了宫廷区。他们跟宫廷区死磕10年了，这片麦田倒也没负有心人。“持续在宫廷区开掘，无非再多挖一两个宫廷，从科研探究的意图视点来说，含义不是很大。”高江涛说。
考古很慢，所以愈加垂青功率，优选最能出成果、处理要害问题的范畴。从本年开端，陶寺考古转向宫廷区外，进入手艺作坊区和墓葬区。每天，他们兵分两头，进入两个工地一起开工，一边通过手艺作坊，提醒更完好的社会相貌；另一边，看看墓葬里是否会有新的头绪。
陶寺文明式微后，遗址产生了什么？二号宫廷供应了部分答案。二号宫廷始建于陶寺文明前期，到了晚期时早已抛弃，但考古人员在其地上上发现了晚期窑址。这说明，陶寺王权消失后，此地或许仍然日子着大众，仅仅现已衰退为一个一般的聚落，旧宫廷里开了新窑。再往后，陶寺城毕竟仍是彻底旷费，长达近2000年无人居住，后来成为宽广的麦田，直至今日。
假如陶寺也像此前那些区域性文明相同消失不见，那么前史不过从头演绎了一次无情的云消雾散。但这次的剧本不同，陶寺政权消亡后，文明内涵却被承继了下来，柔软的文明具有更漫长的生命力，终究注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。
最要害的一次传递，是后起之秀二里头人的接棒。
华夏之心
一块文保碑立在运城夏县西阴村的乡道旁，刻着“西阴村遗址”，1996年当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碑旁是一座小小的留念馆，我国考古学之父——李济留念馆，门匾之上“之父”两字已掉落殆尽。沿留念馆背面的斜坡而上，台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块留念碑——李济先生开掘西阴村遗址留念碑，死后是麦田，身前是桃林，已无任何考古痕迹。
西阴村遗址留念碑，留念1926年李济在此展开的我国人初次领导的现代考古举动。拍摄/本刊记者 倪伟
李济来的那一年是1926年，30岁的李济是年青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，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结业归国。5年前，瑞典人安特生与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队，在河南三门峡的仰韶村，打开了我国第一次现代考古。
5年来，安特生又连续在西北发现了马家窑遗址和齐家遗址，从这些遗址的彩陶中，他自以为凑集出了我国文明自西而来的“道路”。这一说法后来被击碎，但其时足以轰动整个学界。
“我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羞愧。”李济一直如此觉得。由于与我国古史有重要联络的资料，多半由外国人搜索和开掘而来。而安特生的我国文明“西来说”，让我国前史的传统认知乃至民族自傲心都产生了不坚定。
在民国我国知识界，文明来源于本乡仍是来自西方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李济预备去郊野里找答案。
李济。
1926年腊月二十三，李济脱离北京，踏上调查之路，同行者正是有考古经历的袁复礼。文献记载，尧、舜、禹的国都分别在平阳、蒲坂和安邑，这三个地名在晋南都有迹可循，分别在今日的临汾、永济、夏县一带，安邑这个地名在1926年时，乃至和古文献中的记载仍然共同。
3月，他们抵达夏县，当地传说中，这里有大禹庙和禹王后嗣坟墓。他们路过西阴村时，突然发现面前的一片土地上，散落着许多的史前陶片，占地数亩。
当年10月，李、袁重返西阴村，正式开端开掘。到次年年头开掘完毕，9辆大车装载着几十个大木箱回到北京，木箱里简直满是破碎陶片。其间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：半只蚕茧壳。茧壳的切断极为平直，似是人工切开的痕迹，有人判别，这是人工养蚕缫丝的依据。90多年后的2019年，在夏县师村遗址，考古人员开掘出了几枚石雕和陶制的蚕蛹，距今6000年以上，将我国养蚕史又向前推进了近千年。
西阴村遗址开掘现场。
上图：西阴村遗址出土文物彩陶钵。 下图：西阴村遗址出土文物陶釜。图/IC
西阴村遗址考古，是我国人初次独立掌管的现代考古开掘。这次考古开端的方针，便是根究我国史前文明的源头。不论是安特生在仰韶村发现仰韶遗址，仍是李济在西阴村掌管的第一次开掘，我国现代考古学的来源，正是华夏区域。
30多年之后的1959年，考古学者徐旭生决议寻觅“夏墟”。他梳理了古籍中所有有关夏朝的地名，发现最会集的区域，便是豫西和晋南两处，正是华夏的心脏地带。他先前往豫西，在洛阳偃师的二里头村，意外发现了二里头遗址。盛夏已至，他没有持续前往晋南。
这次发现，成为我国考古史的里程碑之一。
二里头遗址被遍及视为夏朝晚期国都，是继陶寺之后，黄河“金三角”区域另一个大都邑。从日常器物来看，二里头与陶寺人的习气不同很大，应是两个族群。但贵族阶级的高等级器物中，却有许多前后相继之处。
陶寺贵族开端运用漆木器，也会将绿松石片镶嵌在腕饰和头饰上，这些特别的做法，都见于后来的二里头。陶寺遗址外城内有宫城的国都规划，以及宫廷区、祭祀区、手艺业作坊区等构成要素，被二里头的规划师们简直原样仿制。更引人注意图是，华夏区域最早的铜器和范铸技能就出自陶寺，在此基础上，二里头人展开出更先进的青铜锻炼技能，跨入了青铜时代。
“日用陶器其实不能彻底反映一个社会、一种文明的中心特征，一个社会的干流思维和中心价值取向，恰恰能够在高技能含量的高标准器物中得到反映。”高江涛对《我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高等级器物表现着形而上的价值观，价值观的趋同，更能证明两种文明的内涵联合。以玉器、漆木器、龙图腾等为代表的礼制思维，在陶寺文明中萌发成型，到二里头文明发扬光大。往后数千年，礼制都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价值理念。
这是中华文明至关重要的一跃。但是，依据链并不完美。
陶寺与二里头之间，有一个扎眼的缺环。陶寺政权式微时刻是距今3900年左右，二里头遗址起始于距今3750年左右，中心有100多年的空当。在科学检测越来越准确的今日，这个空当不只不能被含糊地疏忽掉，反而越发显眼。
年复一年的开掘、寻觅后，添补这个缺环的人总算浮出水面，他们在河南新密市的新砦。新砦文明的存续时刻，上与陶寺古国堆叠，下与二里头王朝联接。在新砦文明的花地嘴遗址，祭祀坑里就呈现了特征显着归于陶寺文明的鬲、斝等日用陶器，以及疑似龙纹的兽面，龙图腾现已明晰呈现在陶寺，显现了新砦或许遭到陶寺文明影响。新砦人无意中成为前史的传令兵。
自二里头今后，我国前史的演化就明晰了起来。从夏到商，我国进入有文字的时代，前史被记载，延绵不停。而二里头的文明鹤立鸡群，华夏文明再也没有中止。
石头城
就在陶寺文明兴盛时，一些陶寺人开端向四方搬迁，向北的人翻过了吕梁山。他们传闻，北方有另一个强壮的王国，住在石头城里。走到黄河边上，他们总算见到了一座雄伟的石城，建在高高的台地之上，石块垒起巩固的城墙，朔风之中，寒石如铁，坚固严寒。
从城墙外能看到，城门是一个半圆形的团城形状，走进去得绕几个弯。城墙头上，眺望人在警惕地巡视。城址很共同：南至蔚汾河河谷，北抵猫儿沟深沟，西临宽广的黄河，也便是说，三面都凭仗天险。唯一贯陆地打开的东面，建起两道城墙，两头都抵达河、沟，整座城由此被严密地围住了起来。
这是一座极为威严、警惕的城。
碧村遗址外城墙的东门址，以宁曲勿直的准则增强防卫功用，这是现在发现史前时期最规整的门址体系。供图/山西省考古研究院
城址中心区是内城中的一座台城，四周又圈了一道护墙，3.2米厚的护墙比2.4米厚的城墙还要扎实。在多重石墙拱卫之下，连片的石头房子在黄河与蔚汾河的夹角上屹立。后来陶寺人会知道，其实，这并不是他们所传闻的那座大石头城。
大约4000年后，2014年，山西省考古院的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古城遗址，最早注意到的头绪，是地上上时断时续一两百米的石头遗址，很像城墙。老乡对他们说，这个台地就叫“城墙圪垛”。不知这个地名是何时开端叫的，但似乎是一声陈旧的呼喊，倾诉身世。在另一处叫作“石门墕”的当地，他们发现了内城的城门。再往中心区走，那个叫“小玉梁”的台地上，真的有玉器出土。
“城墙圪垛有城墙，石门墕上有城门，小玉梁上有玉器。”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办理部主任、兴县碧村遗址项目负责人张光芒对《我国新闻周刊》说，比较于绝大多数史前考古只能从不知道中凑集头绪，碧村遗址考古是一贯在验证和承认猜测，“这是最让咱们惊喜的。”2023年，碧村遗址被评为上一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
碧村遗址瓮城内（东城门）出土的陶器。供图/国家文物局
陶寺人为碧村人带来了一些南部风俗，比方运用玉器的习气。碧村遗址里至今存藏着绿松石制造的饰物，这是典型的华夏风格。
但是，碧村这座石头城并非那个传说中的大石头城。那座城在更西之地，间隔碧村直线51公里。那座城址今日被称为石峁遗址，坐落陕西神木，面积超越400万平方米，远超75万平方米的碧村遗址。但两者又有许多相似之处，比如建在高台上的石城、双城墙、以河沟为屏障、护墙包砌、宁曲勿弯的城门等微观规制，以及一些细节之处，如在城墙里埋玉器的风俗。“就像是依据一张图纸画的。”张光芒说。
这两座城址的联络密不可分。碧村遗址坐落黄河东岸的缓坡上，或是一处杰出的黄河渡头。所以，碧村实践上扼守着石峁向东的一处通道，也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屏障。
碧村遗址与石峁遗址毕竟有怎样的联络？一种猜测以为，碧村是石峁伸向东方的桥头堡。另一种解说以为，它们是两个唇亡齿寒的古国，客观上具有必定的从属联络。张光芒泄漏，上一年碧村遗址又有新发现，将建城时刻前推了200年，早于石峁建城。“所以碧村古城不会是石峁人所建。”张光芒说。
在那个全国万国的时代，晋陕高原“靠天吃饭”的农业极不安稳。张光芒说，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危机，构成各部落之间的剧烈攻伐，所以这些石城要筑造得如此铜墙铁壁。就在硝烟弥漫中，石峁成为其时我国北方最大的政体，碧村则成为其要害的盟友和屏障。凭仗地舆位置优势，碧村也成为石峁与华夏文明沟通的中转站。一些留存至今的器物上展示了文明融合的基因，如陶寺、碧村、石峁都呈现了牙璧、多璜联璧等玉礼器。
陶寺与石峁，华夏和晋陕高原两大文明族群的沟通，其时就在今日山西区域内产生。“从临汾盆地的陶寺，向北通过太原盆地再西进，就抵达了碧村。碧村应该是陶寺和石峁文明之间重要的联接点之一。”高江涛说。从陶寺到石峁还有另一条通道，便是向西渡过黄河，沿黄河谷地北上，通过延安的芦山峁遗址等中转。芦山峁遗址也发现了陶寺文明的多璜联璧等器物。
在晋西高原，考古人员现已零散发现了20多座石城，而实践数量远多于此。它们与内蒙古中南部、陕北石城根本连成一片，构成环绕黄河两岸会集散布的石城文明带。
黄河冲刷之下，许多基岩在河床上暴露，石材比烧砖、夯土更易得，催生了东方极为稀有的石城。数千年之后，石头仍然留在原地，经由考古重见天日后，不需求依凭幻想，便能肉眼可见往日的恢宏雄壮。比较于绝大多数考古遗址只剩下难以辨识的泥土，碧村和石峁遗址的石头遗址极为可贵。
吕梁市兴县碧村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的南墩台东墙。供图/山西省考古研究院
今日在晋陕高原上，石材仍然是一种重要建材，人们用其砌窑洞、垒护坡，或许是几千年传承至今的办法，能够追溯到碧村先民那个时代。
从地舆视点去看，晋南晋北差异甚大。碧村之后，又过了2000多年，晋北再次迎来文明顶峰。北魏年间，鲜卑族拓跋氏的政权建都平城，即今日的大同。北魏信仰释教，在武周山南麓，以前后5位皇帝为原型，开凿了5尊巨大的佛像。历经风吹雨打，这些佛像至今仍然背倚武周山，注视人世。它们便是昙曜五窟。以五窟为起点，北魏皇家在武周山终究开凿出延绵1公里的5万多尊佛像，即云冈石窟。云冈石窟是我国石窟的模板，其制作理念、办法、技能等对这以后整个我国的石窟都有影响。
后来，锐意改革的孝文帝迁都洛阳，身世自游牧民族的北魏，纵身扎入华夏内地，改易汉俗，融入华夏文明之中。发源于晋南、豫西的华夏文明，一致了晋南晋北，并终究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。
发于2024.6.17总第1144期《我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杂志标题：站在山西，回望华夏“根基”
记者：倪伟（[email protected]）
